朱捷乾的“傻事兒”,別人乍一聽都不會相信。
  從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時間里,這個工商銀行上海普陀支行的小伙子一直照顧著一名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臺灣老人,直至老人去世。這個“傻傻的”上海小伙從最初出於好心幫老人註射胰島素,到後來“忽悠”全家一起照顧老人,自己出錢為老人租房,全程沒拿老人一分錢好處。
  來自臺灣的這位老人叫楊銀岳,一生坎坷,晚年又與子女失去聯繫,攜老伴一同回到大陸在上海定居。因為要在工商銀行辦理存款兌付業務,楊銀岳夫婦認識了銀行的大堂經理朱捷。
  2002年,楊銀岳拿著一張既沒有寫著自己名字又不知道密碼的存款單到工商銀行曹楊新村第二支行尋求幫助。這單銀行完全有理由不受理的業務,被朱捷以個人身份“接”了下來。
  在得知老人將美元存款都打入了上海遠房侄女賬戶,侄女卻因為各種原因不願兌付現金時,朱捷決定幫老人“維權”。這個毫不相干的銀行經理,帶著老人去街道、居委會尋求幫助,最後在多方斡旋之下,老人的遠房侄女將錢還了出來。
  一句“以後有事隨時找我”的客氣話,讓楊銀岳老人當了真。此後,他把所有的積蓄都存進了工商銀行,每次來辦業務都找朱捷,有時不辦業務,路過銀行也會來找朱捷聊上兩句。
  得知老人身患糖尿病,每周要打三四次胰島素並且每次打針總要花費半天甚至更長時間後,朱捷自告奮勇攬下為老人打針的活兒。朱捷曾在部隊當過衛生員,註射胰島素對他而言,只是舉手之勞。自此,每周總有那麼兩三天,他會在下班後,先騎車到楊銀岳老人家裡為其註射胰島素,有時還為二老提供一下按摩服務。
  2005年,二老要回浙江慈溪老家定居,朱捷陪著老人一起出售了他們在上海的房產,併在2007年、2008年兩次專程前往慈溪探望二老。
  但在2009年的一天深夜,朱捷接到一個電話,“小朱,我回上海了,活不下去了。”這是他再熟悉不過的、那個跟他煲電話粥一煲就是兩三個小時的楊銀岳老人的聲音。接到電話,小朱二話沒說,問清地址連夜趕到老人租住的臨時住所。
  見面後得知,老楊的妻子已經在慈溪病故,他本人在慈溪“被人騙了”,在家還受到鐘點工的欺負。朱捷並不瞭解老人家庭變故的細節,但他在此後的日子里,每周至少帶著兒子去探望老人兩次,陪他散步聊天、帶他洗澡、給他做飯、整理房間。
  2010年,老楊的一次嘮叨點醒了朱捷,“小朱,我現在這麼一個人,死了都沒人知道。沒準哪天你一進門,就看到我已經死在屋裡了。”這句話,讓朱捷的鼻子酸了很久。回家後,他跟妻子、母親商量,“要不把楊伯伯接過來一起住吧。”
  於是,朱捷給老楊在自家附近租了一間房子,每月月租兩千元、外加3萬元裝修錢,全都是他自掏腰包。自此,楊銀岳老人過上了晚年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上,朱捷6點半出門上班前,都會在老楊窗戶邊吼上一嗓子,“楊伯伯,楊伯伯。”裡屋的老楊,一般是兩種狀態,要麼大聲回應,“我很好很好,你快上班去”;要麼不作聲。如果沒有回音,朱捷會拿鑰匙開門看看。大多數情況,老楊開著電視,躺在沙發上睡得很熟。朱捷摸摸他的體溫、脈搏,確定沒事後,給老楊關上電視,蓋條毯子再走。
  晚上下班回家,老楊會早早地在家門口等著小朱,“走走走,趕緊上樓吃飯去。”楊銀岳每天都在小朱家吃飯,每隔幾天,小朱的母親還會帶著鐘點工到他家來打掃衛生,全程陪同。
  吃完晚飯,只要見小朱沒事兒,老楊就會拉著小朱聊天。他的故事,一般都是從1948年開始說起,因為他後來聽力不好,小朱幾乎沒法兒與他對話,只有傾聽的份兒。聊到夜裡快睡覺時,老楊一聲令下,“時間差不多了,我要回去睡了,你也早點休息吧。”
  老楊去世後,在老楊家為他收拾遺物的過程中,他的臺灣戰友徐明老人,一度為這段跨越海峽的“父子情”感動落淚。老楊穿過的衣物口袋里,到處散落著小朱寫的白紙條,“老人名叫楊銀岳,如遇到請聯繫朱捷,電話……,有重酬”;老楊的置物架上,擺著厚厚一疊記賬單,“某月某日,向小朱借了××錢”;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來運遺體時,朱捷以兒子的身份抬起老人的遺體。
  受老戰友委托,負責保管楊銀岳老人退伍補貼並處理其生前“債務”的徐明老人,曾多次要求將房租、生活費、身後事等費用還給朱捷,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絕,“就是朋友幫朋友,不要錢。”在徐明老人的一再要求下,朱捷最終只接受了被老楊白紙黑字記錄在冊的7000元借款。  (原標題:跨越海峽的“父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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